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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在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放一张书桌韶关

发布时间:2020-11-04 09:29:41 阅读: 来源:滑轨厂家

在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放一张书桌

全国消息: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1403万,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在上海这样的务工农民聚集大城市,每3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流动儿童中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1126万,他们能否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顺利融入城市文化,关乎社会和谐、教育公平。

京豫陈的过往

打工子弟学校以私人集资为主,政府财政拨款很难顾及到,学校没有财力保证其良好的硬件设备,也没有资金聘请和留住优秀教师。这影响了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公平

京豫陈学校,是北京市大兴区的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名很直白,就是“姓陈的河南人在北京办的学校”之意。从京豫陈学校的过往,可以捕捉到10多年来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的变迁。

陈者,陈复耀,在京从事建筑行业。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从未进过学校。1996年,陈复耀的孩子和手下700多名进城务工农民的百多名随迁子女,到了上学年龄,当时还没有打工子弟学校,有一些公办小学可以接收这些孩子上学,但要收取借读费,每个学生4800元,打工子女没人上得起。陈复耀怕孩子们蹈自己的覆辙,决定办个学校。同年8月,京豫陈学校成立。办学之初,学校只招收陈复耀老家河南信阳籍的学生。开学第一个月招了186人,两个月后在校生达600多人。1997年,学校开始招收河南籍学生。

1995年以前,义务教育的制度核心是属地管理,即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主要由户籍所在地负责,经费按照户籍学生数下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被限制和忽视;1996年这一问题开始被重视,但只是在个别省市试点。在当时,京豫陈学校自然无法获得批准,一方面是制度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学校也确实达不到办学标准,只得非法存在。1999至2003年间,学校被迫搬了5次家。

2001年,为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国家首次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京豫陈学校看见了光亮。2004年4月,在大兴区教委的支持下,这所存在了7年的学校终于获批。如今,这里的学生来自国内25个省区市。

陈复耀说,“我们的学校经历了从非法到合法的过程,从被限制、忽视到被承认、肯定,什么时候能得到鼓励和扶持就好了,那样我们一定会把学校办得更好。”

负责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的扶元继校长说,希望政府给民办学校生存的空间,这里起码能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学校承担了义务教育的责任,政府应该在经济上给予补偿,政策上给个明确说法。

说起出路,扶校长语出惊人: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会误人子弟的。

尽管北京市和河南省的领导都曾到过京豫陈学校,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可自创办至今,这所学校一直艰难维系,如今更是进退两难。陈复耀整天为资金发愁,扶校长终日为改进教学条件和留住教师犯难。

《中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课题首席主持人、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万明春院长说,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收费较低,不设身份、考试成绩等门槛,可随时插班、转学;使用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的人教版教材,确实已成为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硬件和软件无法与公办学校相比。因为这些学校以私人集资为主,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很难顾及到,没有财力保证其良好的硬件设备,也没有资金聘请和留住优秀教师。

万明春院长说,从全国范围看,现在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任务,主要还是由民办学校甚至是未获准的民办学校在承担,这也表明“两为主”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教育部中央教科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认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最大的不足在于周边环境差、校内设施不齐全、学习氛围不好、教师素质有待提高,而且师资队伍不稳定。这影响了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公平,政府应该加强管理和扶持,对其设立一个基本的办学标准,标准可以稍低于公办学校。应该明确承认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准许不同教育方式之间竞争。

陈霞的烦恼

现行政策规定,随迁子女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但因各地课改程度和教材存在较大差异,在城市所学的内容与原籍教学的内容难以衔接

万泉河中学,是北京市的一所公办初中校。这里80%的学生是在京务工农民子女。陈霞(化名)就是其中的一员。

初到北京时,陈霞的烦恼是就读公办学校难度大。因为家里租住的是没有正规产权的房屋,所以无法提供租房的完税证明;摆小摊儿卖菜的父母也提供不了务工证明。后来,找了熟人、交了借读费、又考了试,陈霞终于幸运地进入了一所不错的公办小学。她在那里参加了小升初毕业考试,考了全校第二名。但是让她记忆深刻的不是好成绩,而是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毕业证,那上面多了一个大蓝章,写着刺眼的“借读生”三个字。

陈霞说,本地学籍的学生,不管成绩怎样,都有机会择校或者被派位到重点中学,我们就没有可能。

陈霞的妈妈执意要她考万泉河中学,说是本地生少,免得受冷落。陈霞在小学借读时,的确被同学嘲笑过衣着和口音。如今,已经上初二的她,正在为更大的事烦恼:在哪儿参加中考?

陈霞说:“如果老家承认这边的成绩,就在北京中考,如果不承认,只好离开父母独自回老家住校去了。妈妈特别希望我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她让我好好学习,说是要用优异的成绩感动学校,让校方留下我。可是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

但是陈霞还是渴望有奇迹。她问记者:“义务教育会不会改成12年?那样我就可以在北京继续读书了吧?”

万明春院长说,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在城里升学的愿望难以实现。因为现行政策规定,随迁子女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留城还是返乡就读,对于随迁子女的父母是个两难选择。而因各地课改程度和教材存在较大差异,在城市所学与原籍教学内容难以衔接,造成返乡农民工子女学业延误,严重影响孩子正常的升学和发展。

据“数据库”调查显示,随迁子女家长中42.4%的人希望孩子继续在流入地上高中;19.1%的人打算让孩子回老家上高中,15.8%的家长表示还不知道怎么办;还有9.7%的家长想让孩子上职业学校;另有一些家长打算让孩子初中毕业后,在本地打工;而让孩子毕业后回老家务农的家长,只有0.4%。

记者在万泉河中学的初三年级看到,每个教室里都有一些空的座位。

戴文胜校长告诉记者,现在是学生最少的时候,初三的学生走了许多,而且走的都是成绩好的学生。经常是班长走了,再选一个班长又走了。

戴校长说,我们的许多学生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他们对老家是陌生的,甚至连那里的话都听不懂,要求他们回去生活和学习,他们恐怕很难适应,更何况还没有父母陪在身边。

戴校长一方面挂牵着学生,一方面惦记着老师。

戴校长说,判断一个学校或教师的优劣,希望不要只拿中考成绩做尺子,办学特色也应该作为标准。要给这里的老师一个正确、公正的评价。

万明春院长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女大都学习成绩和学习习惯差,又缺乏家长的辅导,需要老师给予补课和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他们的考试成绩依然和城市的孩子有差距,而主管部门对老师的教学评估却和其他公办学校一样,导致学校对老师的评估激励很难。

万明春院长建议,对接受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的公办学校,应与其他公办学校区别对待,将随迁子女的教育情况作为学校和校长、老师的重要考核内容,作为他们职务、职称晋级的重要依据,以调动其积极性。

新公民的希望

要把接受合格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徐永光认为,无论政府与市场,在满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需求方面都存在失灵的现象,因此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公益性、非营利的民办学校。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新公民学校,就是这样的性质。

徐永光说,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间有潜在冲突。由政府全额拨款的非营利性公办学校,其自身没有额外的经费来承担流动儿童的就学成本,所以没有接收流动儿童的积极性。只有少数面临本市生源一再下滑的基础薄弱校,以及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公办学校,对招收流动儿童表现出较大热情,大多数公办中小学校都认为接收流动儿童存在很大困难。

徐永光介绍,流入地政府在落实“两为主”政策上的难度与具体体现,是公办学校设立的道道门槛。

首先是费用门槛:农民工子女在京就读,平均每年比当地学生多交856元;流动儿童的生活水准难以与城市儿童看齐,比如校服、午餐标准等。其次是身份门槛:北京的流动儿童需要5证(暂住证、务工证明、居住证、流出地无人监护证明、户口簿)俱全,然后再去办理“借读证”,手续繁复、办理有难度。还有管理门槛:如教材不一致、插班不易、设入学考试的要求等。最后是文化隔阂:在流动儿童较少的学校,流动儿童容易因为文化、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而受到歧视;而当流动儿童比例高于城市儿童时,又会导致城市儿童退出该校。

公办学校的一道道门槛,把流动儿童挡在校门之外。

徐永光认为,尽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满足了许多流动儿童的上学需求,但是营利性是其发展的死结。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绝大多数以非法形式存在。这些学校的营利动机抑制了教育需求,营利性和非法性阻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非法性和学校前途的不确定性又加深了办学者的短期行为,阻碍了对学校的再投入。

“四低”是这些学校运营的基本特征,即几十万元不等的低投入、每学期300—600元的低收费、老师每月700元的低薪水、最终导致低教育质量。

徐永光介绍说,政府与市场失灵,为新公民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学校定位为非营利、平民化、高质量,并以此撬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探索和拓展“民办公助”的崭新教育空间。

非营利性是打破当前“四低”民办教育死结的突破点,同时也是引入社会参与,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平民性指以低收入农民工子女为服务对象,低收费,提供符合标准的中等硬件设施,以节俭硬件来换取优质软件;高质量指优质教学资源和符合农民工子女需求的办学理论与实践。

徐永光特别强调,政府支持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仍然应该担当义务教育的首要责任,通过公办学校尽量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就是支持新公民学校等民办学校的发展。据了解,新公民学校在北京已建立了3所。南都公益基金会表示,将用5至10年的时间,在全国捐建100所新公民学校。

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为打工子女开办的中学。与新公民学校一样,它是非营利性、公益性的平民学校。

郑洪校长说,要把接受合格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郑洪校长认为,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

吴霓主任说,国务院“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决定”里谈到的“多渠道,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往往被忽略了,这就造成责任的缺失。责任的缺失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提高到更高的高度上看,也是忽略了或者说轻视了民办教育在教育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

吴霓主任认为,要辩证理解“两为主”政策。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是多形式的为主,不一定把农民工子女全部接入公办学校就是完全落实了“两为主”政策。由政府统筹和协调,并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补贴,也是“两为主”政策非常重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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