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环节

“卫星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环节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在古代，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管子·度地》说，“内为之城，内为之阔”。“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日中为市”。这是城市的原始形态，严格地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现代城市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交易中心和聚集中心。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人口和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城市的空间结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多样化的城市空间形态，其中“卫星城”就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　　聚集和集中是现代城市的显著特征。现代城市不仅是人类聚居的重要场所，也是工业、交通、商业贸易、房地产、金融、服务业和信息业等产业的聚集之地。正如列宁所言，“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经典的城市发展理论认为，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人口和产业等要素聚集和扩散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均衡发展的过程。不同规模的城市对要素的吸引力并不相同，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并存的城市等级规模体系。在城市等级规模体系中，大城市一直是世界城市化战略的主题，也是城市发展规模等级体系演变的中心。

在1801—1851年，英国伦敦等十大城市居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6%增长到23%；在1870—1940年，美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由169个增加到318个，城市人口也由8485万增加到16934万，增长97.3%，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56.1%增长到74.8%；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人口就向城市快速集中，到1980年，城市人口的70%集中在以特大城市——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为中心的三大城市圈。1920—1990年间，全世界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由18.8%上升到40.6%。世界城市化发展模式，选择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模式有其客观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城市的经济发展史更长、经济结构更完善、市场发育更成熟、技术层次更高，因此具有强大的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和辐射效应，能够成为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支撑力量。　　大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表现。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群、都市圈、都市连绵区、城市带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聚集的中心。例如，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香港和广州为中心的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作为一种城市化发展模式，大城市与小城市相比，也存在缺陷和问题，特别是大城市中心城区规模过大之后，暴露出种种弊端，例如，人口过度膨胀、环境超载、交通拥堵、基础设施不足、住房压力大、防灾避难能力脆弱、安全隐患潜伏、贫民窟等问题交织存在，影响了城市发展的质量和居民的幸福感。　　“卫星城”(Satellite Town)的思想最早是始于1898年英国著名城市学者和规划师E·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的花园城市理论。1915年美国学者G·泰勒(Graham Taylor)在《卫星城镇》一书中，第一次正式使用“卫星城”这一概念。他提出，应在大城市郊区建立类似宇宙中卫星般的小城市，把工厂从大城市人口稠密地区迁到那里去，以解决大城市因人口过密而带来的弊病。此后，卫星城研究成为城市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各国城市规划实践的重要工作。192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建立卫星城市的倡议。1946年，英国《新城市法》规定在中心城市周围建中小城镇。20世纪20年代，恩温(Raymond Unwin)在制定伦敦地区的规划时认为，应在伦敦周围建立一系列的卫星城，并将伦敦过度密集的人口和就业岗位疏解到附近的卫星城中去。1964年，阿伯克龙比(Patrick Abercrombie)教授受英国政府的委托，制定了大伦敦规划，规划在伦敦周围建设一系列卫星城，卫星城离市中心距离约40公里—50公里，每个卫星城规划人口6万—8万人。法国、荷兰、美国、苏联等国，也都进行过卫星城建设。　　从字面意义上看，之所以叫“卫星城”，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好比天体中围绕行星运转的卫星。卫星城在概念上强调“母城”与卫星城之间的联系，强调卫星城在产业、空间以及城市功能上与“母城”的联系。我认为，所谓卫星城，一般是指在大城市周边，距“母城”有一定距离，承担一部分城市功能，同“母城”具有一定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新兴城镇。所以“卫星城”具有以下特点：　　(1)“卫星城”是大都市(母城)发展的产物，与“母城”之间存在天然的依存关系；　　(2)“卫星城”在布局上多位于大都市区的边缘地带，与中心城区具有一定距离，通过交通网络连接；　　(3)“卫星城”规划的主要目标是分担“母城”的一部分功能，对人口、产业的扩散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4)“卫星城”同“母城”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卫星城”同“母城”关系的密切程度也在不断变化，独立发展、依附发展或融入“母城”是“卫星城”发展的三种主要结果。　　城镇体系也称为城市体系或城市系统，是指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或国家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系列不同等级规模、不同职能分工、相互密切联系的城镇组成的系统。从类别上看，城镇体系主要有三类：一是以某一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周围伴有若干不同等级的中小城市及卫星城镇的大城市地区；二是由若干规模相仿的大中城市及其周围城镇所组成的多中心城市集群；三是以各级行政中心为依托，大中小各类城镇相互联系所形成的城市体系。可见，“卫星城”是区域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城市规划体系中，“卫星城”或新城是城市规划要考虑的重要一环。　　“卫星城”之所以成长与发展，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和“母城”相关联的若干功能，能够完善“母城”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强城乡联系与互动。　　1。职能分担功能　　卫星城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分担“母城”的部分城市功能。比如，居住功能、产业聚集等。“卫星城”是缓解“城市病”的一种积极尝试。随着大城市人口和产业的不断集中，城市中心区人口过密、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和环境压力巨大，已经严重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卫星城”，将一部分职能分散到郊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心城区的压力。比如，法国巴黎郊区建设的5座卫星新城，2000年年底疏散了巴黎中心区人口150多万。　　2。结构优化功能　　随着“母城”人口和产业的不断聚集，交通拥挤、公共设施供应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级差地租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心城区地租昂贵的地段渐渐被各种商家和高收益企业占据。人力成本、租金成本和管理成本等不断上升，一些需要占据较大空间的制造业无法承担日益上升的成本，难以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对“母城”的影响，因此，被迫逐渐向郊区的“卫星城”迁移。这种迁移形成了新一轮聚集，有利于优化城市经济空间，提高中心城区的土地利用效率、控制制造业的成本、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比如，在伦敦，100人以上的工厂约有70%迁移到了“卫星城”。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通过城市核心区域的“退二进三”调整，既盘活了土地资产、促进了城市经济布局和空间结构的调整，也改善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经济效益、增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城乡联系功能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加强城乡统筹、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健康城镇化必由之路。“卫星城”位于“母城”郊区，是联系农村和城镇的桥梁。“卫星城”的发展，有利于建立新的“磁力中心”，形成新的产业和人口聚集中心，有利于优化郊区和农村的产业结构，带动农民就业，实现收入增长，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总之，城市的集中和分散是一个矛盾体。过度集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用分散和疏解的机制加以协调。“集中”的优势是集约、紧密和便捷，利用空间换取时间和效率，分散就是为了克服中心城区的拥挤和高成本，将人口和产业逐渐向郊区转移。使那些联系成本高的商业、金融、信息和以柔性化生产体系为主的中小企业在城市内部集中，而联系成本较低的以大规模、标准化为特征的制式生产体系为主的大型工业企业向大城市周边那些交通便利、地租和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区位集聚，人口也相应转移，于是大城市的郊区化逐步开始了。发达国家大城市发展的实践表明，20世纪初开始的郊区化过程催生了“卫星城”，使“卫星城”逐渐成为构成大都市圈(带)体系的重要一环。这必然对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解决大城市病问题提供了一个可实现的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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