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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3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的第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点。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重庆人民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伟大业绩永载史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这对于凝聚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正能量,为海峡两岸和平发展,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一.重庆见证并亲历了中华民族复兴伟大转折的历史

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到1937年“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重庆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重庆媒体连发号外,山城人民第一时间得知胜利喜讯,百万市民涌向街头,鞭炮炸响,彻夜狂欢。8月15日,中国政府在重庆正式公布了日本投降的消息。9月2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代表监督下,日本代表正式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重庆举行盛大庆祝仪式和群众游行。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记述了那个最为难忘的“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那真是“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正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同志欣然题词“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9月4日,毛泽东、蒋介石共同出席庆祝抗战胜利茶会,毛蒋碰杯,共贺抗战胜利。

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从秦统一以来,中华民族就沿着不断上升的曲线发展,到汉唐达到鼎盛,明清还是盛世。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发展曲线达于谷底,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历史曲线的转折点,则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爆发时,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的西方国家19个。从1943年1月11日,中国和美国、英国通过谈判,废除旧约,签署新约开始,中国陆续与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墨西哥、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签订了新的条约。

从南京开始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在重庆。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中国摆脱了西方国家在华治外法权体系,为结束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创造了条件,开始朝着平等互惠的现代外交方向前进。在此之后,中华民族的发展曲线又一路上升——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直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跨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

弱国无外交。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大国。但在抗战之前,却是一个政治上的弱国。西方大小国家都侵略和欺侮中国。而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开始成为与美国、英国、苏联齐名的政治大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积极联合美英苏等国,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1942年1月,中国与美英苏等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同盟国成立中国战区,战区统帅部设在重庆,统一指挥中国及在越南、泰国、缅甸等地的盟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国成为了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重要力量。

1943年11月23日,中国和美英首脑聚会开罗,发表宣言,确定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迫使其退出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这是盟国首脑(后得到苏联同意)对二战结局最重要的政治决定,也是有关人类社会前途的决定。1945年7月,中国与美英苏发布了对日本最后通牒式的《波茨坦公告》。最终迫使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共同构成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制度框架,直到今天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石。

中国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自始至终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1945年4月,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从重庆出发,出席联合国成立会议。6月26日,中国正式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直到今天。

中华民族复兴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没有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没有中国军民的顽强抗战,没有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共同牵制日军,从而对二战全局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没有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支持,也就没有中国外交的这些作为。

二.重庆见证并亲历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阶梯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而重庆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对中国政治制度分别提出和实施了各自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政党制度、国家领导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为改造旧中国、创立新中国政治制度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基础

抗日战争之前,中国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在重庆的实行是对国民党一党制的初步冲击。抗战时期,中共提出了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多党合作的主张,并通过边区临时参议会,实行“三三制”等实践,迈出了建立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一步。中国共产党团结支持各中间党派的民主诉求,在重庆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社会的拥护。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民主党派对中共领导地位的确认,标志着新中国政党制度最终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在武汉成立,同年迁到重庆,1946年迁回南京,总共开过4届13次会议,有11次是在重庆开的。按照这一制度,各省成立参议会。作为国民政府的特区,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参议会制度,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新中国人大制度的雏型。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和人大制度的建立,继承和发展了中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对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

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新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遇事协商”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殊组织形式,也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雏形。中共正确地处理了与国民党的关系,并把它总结上升成为1945年的“政协路线”(周恩来语,“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催生了1946年1月“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的召开,这是中共推动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成功尝试,是中共七大路线的胜利。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是新中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中共七大路线——政协路线的彻底实现,标志着新中国政协制度的产生。

三.重庆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城市

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重庆人民团结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重庆人民顶住了日本的军事进攻,成为中国没有被日军攻占和摧毁的大城市。抗战初期,日军从北到南,自东向西,攻占了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首都南京、九省通衢武汉、中南重镇长沙、南方最大城市广州、华北古城太原等,兵锋直指重庆。从1938年春到1944年冬,日本空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重庆大轰炸”,企图摧毁中国的经济和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重庆成为遭受日本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但最终以日本失败告终。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重庆人民书赠卷轴,“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则盛赞“象征中国不屈不挠意志与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直可与世界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

重庆人民坚决反对投降势力,坚持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亲自致电在重庆的汪精卫,告诫他当此全面抗战面临严重关头的时候,除继续“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外,特别要“坚持举国上下精诚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底,汪精卫从重庆出逃越南,叛国投敌。重庆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表达了团结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对国民党的反共、溶共和限共,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相忍为国,从政治上采取“合而不同,斗而不破”的策略,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合作和斗争;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妥善处理了国共合作几度出现的危局,成功地避免了统一战线的破裂,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

在抗日战争中,重庆没有被日军攻占,人民的意志与决心没有被日军的轰炸摧毁,以重庆为主要舞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被分裂,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更是重庆人民的胜利。重庆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一起,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城市而永载史册。

重庆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中心,重庆承接了中国生产力布局的重大调整,构筑了战时中国的经济基础,支撑了抗战危局。

重庆抗战的贡献既在于政治上的国共合作,军事上的对日作战,也在于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而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热血与生命,还在于抗日战争造就了重庆城市经济的基础——大后方经济中心——重庆经济中心的完全形成。

抗日战争使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经济中心,重庆一市的工厂数占大后方的31.7%,居第一位,是战时中国唯一具有独立而不再依赖于外国,比较完整而足以坚持抗战、维持人民生活的工业体系的城市,从经济上支撑了抗战的大业。即使在日本切断中国国际运输线,美国帮助中国修筑了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开通了驼峰航线,给予中国非常大的支持,但真正为抗战前方提供经济支撑,交税纳粮、出钱出力、造枪造炮,捐钱捐物最多,修公路建机场最苦的,始终是中国人,特别是包括重庆人民在内的大后方人民。

重庆作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创造了一系列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座高峰。

在教育方面,全国内迁高校的一半以上迁到重庆。当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四坝”(即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成都华西坝)中前三坝皆位于重庆。

在科技方面,精英云集重庆,呈现出学科覆盖面广、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具有国家水平等显著特点。社会科学成就了《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侯外庐)、《中国史纲》(翦伯赞)、《中国社会史教程》(邓初民)等一大批影响深远,名垂青史的著作和大师。

文学艺术是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的标杆,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艾青的诗歌《向太阳》,中国的第一部大歌剧《秋子》,徐悲鸿的国画《巴人汲水图》,张书旂的《百鸽图》,以及郑君里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都产生和酝酿在重庆。

重庆奉献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与红岩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八年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华民族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重庆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再次合作,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各党各派抗战到底,反对投降,体现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重庆人民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直面强敌的坚定、从容、坚韧和勇气,体现了“在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伟大的红岩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精神——抗战精神——的集中展示和伟大升华,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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